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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增教授“此生只追一只羊”(转载)

我要回复发布于 2017-07-30指南共识

  

健康报的采访:http://msn.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22041151/

他以草原上狮子追羊的执著,锁定了葡萄膜炎这一常见的致盲眼病,20多年来终于“啃”下了这块“眼科中的硬骨头”。  他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挽救了无数葡萄膜炎患者的视力,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带到了光明的殿堂。  他带领团队不懈追求,把我国眼科领域曾是最薄弱的葡萄膜炎领域带向了国际前沿,被称赞为“是真正把中国葡萄膜炎研究带到了国际上的中国人”。

                                                      杨培增 此生“只追一只羊”

                                                                           2009-02-20
                                                                     ■采写/本报记者 谭 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培增教授的办公室,摆设极其与众不同,除了书籍、文件外,只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柜子,里面满满当当放的全是病历。他说,从博士研究生起,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门诊病历一式两份,一份患者带走,一份自己保留存档。从事葡萄膜炎临床工作20多年来,他积累的病历已达万份之多。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执著地走下去

 

  杨培增身上有一股特殊的劲儿。这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眼科专家,自幼受着赤脚医生的父亲熏陶,10岁就开始看医书,一有时间就成了父亲的“小尾巴”,观察父亲如何为患者治病。1974年杨培增高中即将毕业,当时国家规定所有学生推迟3个月毕业,参加学工、学农或学医的学习班。杨培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班。

 

  高中毕业后,杨培增成为了一名奔走在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当时,由于工作出色,生产队队长破例送他到县卫生学校学习一年。在那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中西医知识,特别是对中医理论有了完整的认识。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杨培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留校工作两年后,他考取了河南医科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眼外伤专家张效房教授。1987年考取中山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眼科学家毛文书教授,后因毛教授去世跟随李绍珍院士完成了博士论文。

 

  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杨培增对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葡萄膜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葡萄膜炎是一种常见的致盲眼病,其病因和类型多达100余种,发病机制非常复杂。近年来研究表明,它与人体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但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葡萄膜炎的诊断和治疗非常棘手,被称为“眼科的硬骨头”。

 

  为了攻克这一顽症,博士研究生期间,杨培增经常从早上进实验室一直忙到晚上才出来。有时,他凌晨一两点去屠宰场取牛眼,早上8点钟又开始准时做实验。有一年大年三十,杨培增一直泡在实验室,等他取好最后一批动物标本,打扫完卫生离开实验室时,已是晚上7点钟。

 

  工作虽然紧张,但杨培增一点都不放松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葡萄膜炎的研究进展,他除了学习英语外,还自学了德语、法语、日语等多门外语。

 

  博士毕业后,杨培增在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继续着自己的追求。有人认为他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也有人说他这样干太辛苦,但杨培增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执著地走下去,要有“只追一只羊”的执著和专一。“非洲草原上,当狮子追逐羊群时,总是自始至终地只追一只羊,只要看好目标,就不会轻易变换。如果不断变换自己追逐的目标,最后很可能就是找不到北,毫无所获。”

 

  “您知道吗?我看见一切的一切都对我笑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杨培增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将患者的眼睛和心灵从黑暗的深渊带到了光明的殿堂。 

 

  在葡萄膜炎的治疗上,杨培增独辟蹊径,设计出系列免疫抑制剂辅以中药治疗方案。无数的患者因此重获光明。

 

  15年前,成都一位25岁的患者患坏死性巩膜葡萄膜炎,曾多处求诊,最终因巩膜坏死而摘除了一只眼球。半年后,另一只眼患同样的疾病,在当地专家的推荐下,这名患者找到了杨培增。杨培增用中药改善其体质,配合西药治疗3个多月后,病人的炎症逐渐消退,后又继续治疗1年,炎症彻底得到控制,视力由0.05提高到0.5。至今,患者的炎症未再复发。

 

  异国的患者也慕名找上门来。一位从土耳其来的Behcet病患者,腿部有两个直径为5厘米的溃疡,在本国治疗5年都未见效。杨培增为其治疗两个月后,久治未愈的溃疡奇迹般地愈合了,葡萄膜炎也得到了控制。

 

  “您知道吗?我看见父母笑了,我看见您笑了,我看见一切的一切都对我笑了。在接受您治疗的半年里,您不断给我惊喜,不断给我力量,我的病情也一天天得到好转,……因为摆脱了病魔,心魔也随之离开。在这一年里,您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您依然像弥勒佛一样以微笑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朋友、同事,或是病人。您的笑容像沙漠中的一泓清泉,能带给每一位患者无限的慰藉。” 这位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高中学生在写给杨培增的信末尾,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名叫王超的四川孩子永远感激您,永远记得您。”

 

  某高校一位年轻女老师视力严重下降,某权威专家告诉她,这种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我活了一辈子只见过两个这样的病例。被该专家判了“死刑”的她带着残存的一丝希望找到了杨培增,得到了有效的治疗。让这位高校老师感慨的不仅有“杨教授的治疗方法简单、有效、花费少”,更有“杨教授带给病人的是欢乐和希望”。她说,杨教授的诊室面积虽然不大,但对我而言却是个温暖安全的地方。他幽默风趣的话语常常能把一屋子的病人逗乐。

 

  一位患者就诊时,突然发现钱包丢了。杨培增想也没想就从自己钱包里掏出所有的百元大钞硬塞给患者。患者感激地说,只听说患者给医生送红包的,没见过医生给患者送钱的。

 

  2008年4月,杨培增移师山城重庆,在这里开始了新的打拼。从经济发达的南国广州“转战”到西南内陆重庆,很多人对杨培增的抉择感到不解。杨培增的答案只有一个:为了疾病的攻克。他解释说,葡萄膜炎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发生时在眼部可表现为葡萄膜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除了眼科患者外,还有其他科的患者,能够为葡萄膜炎的研究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使研究更加深入。在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杨培增历经3个月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眼科学实验室。在这里,他继续着自己的研究,继续着自己的梦想,并实现了葡萄膜炎的科研和临床工作的“无缝衔接”。

 

  山城重庆也见证了中国葡萄膜炎患者的第二轮大集结。不少患者说,我们追杨教授比追明星追得还要紧,我们从全国各地赶到广州,听说他调到了重庆,我们马上又赶到重庆。一位来自安徽的患者,当地医生推荐他到广州找杨培增诊治。患者赶到广州后却得知他已经调走。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杨培增调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于是马上追到了重庆。

 

  面对这些充满期待的目光,杨培增说,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医生治病有四个层次:用药物、手术刀或其他仪器设备治病为第一层次;用“脑”治病为第二层次;用“心”治病为第三层次;用“生命”治病为第4层次。一个好医生应该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为患者治病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这也是他毕生努力的目标。

 

  “经验和思维能赋予眼睛穿透力”

 

  杨培增说,思维方式是自己成功的“秘密武器”:“治疗葡萄膜炎, 我没有秘方,如果说有秘方的话,那就是我的思维可能与别人不同。”

 

  近年来,杨培增以“思维·艺术·人生”为题进行了数十场的讲座。一个治眼病的医生为什么要去讲艺术、谈人生?杨培增说:“思维决定人生成败,思维是艺术的灵魂,艺术成就人生辉煌。”在他看来,医学亦是如此,治病需要治病的武器,更需要治病的艺术。使患者起死回生是艺术,使盲人恢复光明是艺术,医生就是在用心、用爱、用生命为患者治病祛疾中创造辉煌人生。只有把治病当做是一门艺术去精雕细刻,才能把治疗疾病推向美的极致。

 

  一名医生就一个疑难病症向杨培增请教,才说一句“病人突然双眼就看不到了”,杨培增就知道了患者患的是何种葡萄膜炎了,立刻胸有成竹地指点这位医生。患者检查的结果印证了杨培增开始的推测。

 

  一个10岁的小女孩因眼红、视力下降就诊一家著名医院。初诊时检查发现有睫状充血、前房积脓,被诊断为葡萄膜炎,经抗生素、激素治疗后,病情仍不断加重。医生将患者眼里的脓液抽出来进行细菌、真菌培养,依然查不出病因,病人只好出院。病人辗转找到杨培增。他为患者进行裂隙灯检查后很快作出了视网膜母细胞瘤(所致伪装综合征)的诊断。病人经过B超、CT、磁共振检查,以及细胞学检查,均未能肯定肿瘤的诊断,最后经彩色多普勒检查,发现眼内有一个小的中等回声光团。杨培增建议患者行眼球摘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诊断果然为视网膜母细胞瘤,所幸未发生转移。“如果小女孩再按葡萄膜炎继续治疗,后果将不堪设想。”杨培增说。

 

  大家很好奇,杨培增的眼睛怎么能比检查设备还精准?他说,自己只不过是根据疾病的特征进行诊断。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仪器越来越精密,却造成了部分医生对这些辅助检查的依赖性,从而使眼睛的穿透力在下降。其实,每一种疾病都有典型的临床特征,这需要你用慧眼去认识这些特质,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思维的穿透力去把握这些特质。而恰恰是经验和正确的思维方式能够赋予眼睛这种穿透力。“不管怎样先进的仪器设备都有盲区,都不能代替人的思维,只有将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这些仪器设备结合在一起时,它们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杨培增说,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与自幼学习中医有很大关系。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治观点对他影响至深。“关键在于要抓规律性的东西、抓本质的东西。陪着患者掉泪的医生不是一个完美的医生,能让患者不掉泪的医生才是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一个好的医生应该学会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不断提升,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结晶。”

 

  “改文章的时候,是伤感情的时候”

 

  杨培增有不少经典语录在学生当中流传。

 

  “学习要学好,吃饭要吃好”——2009年元宵节,杨培增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在一天处理了大大小小30多件事情后,杨培增回到家里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菜,10多个学生在他家热闹到晚上11点才散去。杨培增说,当他的学生有两件事要做,“学习要学好,吃饭要吃好”。为了让学生们吃好,杨培增几乎每周都要组织一次集体“腐败”,“一是改善改善孩子们的伙食,二是吃饭气氛比较轻松,也更能了解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改文章的时候是伤感情的时候”——学生们的每篇文章,杨培增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有时甚至需要修改10多次,最后文章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碰到学生有时难以转弯和修改不妥的时候,学生往往少不了一顿挨训。所以杨培增诙谐地说,改文章的时候,是伤感情的时候。

 

  “过了此村无此店,过了此渡再无船”——杨培增说此话是希望学生能珍惜时光,不要虚度光阴。他要求学生在每周一次的报告会上,详细报告上一周的课题进展、读书心得、实验报告。杨培增不管再苦再累都要参加学生的报告会,学生们每周做了什么必须得说得清清楚楚,否则就不让“过关”。

 

  “3年看素质,10年看水平。研究生3年的学习是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宝贵时光”——杨培增说,他希望教给学生的是对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以及不断创新、勇于开拓的科研思维。 

 

  杨培增还常常跟学生们分享自己“三件棉袄”的故事。“我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只穿过3件棉袄:第一件从出生后8个月穿到8岁,第二件从8岁穿到18岁,第三件从18岁穿到了大学毕业。”杨培增说,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艰苦的生活阅历足以使自己应付后来所遇到的各种艰苦、挫折,可以耐受葡萄膜炎研究中的各种“寂寞”和“冷落”。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但这种在科研上“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执著精神不能丢。

 

  “他是真正把中国葡萄膜炎研究带到国际上的中国人”

 

  以身作则的杨培增自己在葡萄膜炎这条“冷板凳”上一坐就是20年,也因此有了一番骄人的成绩。

 

  1994年7月,杨培增赴荷兰国家眼科研究所进修。进修的一年间,他改进了虹膜睫状体、视网膜和角膜平片技术,创立了脉络膜平片技术,并用此技术对内毒素诱发的葡萄膜炎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次在世界上证明内毒素诱发的葡萄膜炎可作为人类全葡萄膜炎模型。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眼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国际著名眼免疫学家Kijlstra主动要求杨培增留在荷兰工作,但杨培增谢绝了Kijlstra的盛情邀请,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和民族,我要为我国眼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国后,杨培增率领课题组对葡萄膜炎从分子、基因和整体水平进行了长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发现视网膜和葡萄膜中多种免疫细胞;揭示出动物模型与人类葡萄膜炎在病程方面差别的原因和机制;揭示出调节性T细胞数量减少和功能下降是葡萄膜炎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摸清和总结出我国常见的葡萄膜炎病因、类型及致盲规律;根据我国病人的临床特点,制订了以不同免疫抑制剂为主,辅以中医辨证施治的一系列治疗方案,挽救了众多葡萄膜炎患者的视力……这些成果已写入教科书和相关参考书。他还亲笔撰写了《葡萄膜炎》、《临床葡萄膜炎》、《葡萄膜炎诊断与治疗》三部专著、共约450万字,记录了我国葡萄膜炎诊断治疗和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250余万字的《葡萄膜炎诊断与治疗》一书是目前我国眼科领域单一病种的最大专著。

 

  多年来,杨培增和他领导的团队不畏艰辛,不懈追求,把我国眼科领域曾是最薄弱的葡萄膜炎领域推向了国际,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其中SCI收录56篇,9篇发表在该领域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上。作为这一领域国际最顶尖的研究团队之一,国际重要学术会议都有他们的声音和身影。杨培增本人也成为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国际眼炎症学会、亚太眼内炎症学会、国际Behcet病学会的成员或理事。一位美籍华人眼科专家评价说:“杨培增是真正把中国葡萄膜炎研究带到了国际上的中国人,他的努力使中国葡萄膜炎的研究站到了国际前沿。”

 

  (本版图片由杨培增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采访之前做案头准备时,知道杨培增教授是国内治疗葡萄膜炎的第一人,深受患者爱戴;还知道他的“思维·艺术·人生”讲座备受好评。直觉告诉我,我的采访对象杨培增教授是一个有故事,而且会讲故事的人。

 

  走进杨教授的办公室,一个装满病历的大柜子引起我的好奇。杨教授说,因为刚从广州搬家到重庆,这里摆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几千份。

 

  虽然我并不能完全看懂这些泛黄的病历资料上所记录的专业术语,但我却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一位大医成长的轨迹。那些患者可能都已经记不起把自己的门诊病历本放在何处了,而为他们诊病的杨培增却把自己诊治过的每一位患者都放在心上。

 

  如我所设想的那样,采访非常顺利,杨教授侃侃而谈,文才、口才俱是一流。我想,杨培增教授之所以有故事可讲,能讲好故事,就是因为他心中有爱,有这么大一柜子的病历,每一份病历都凝聚着他对病人的爱,也记录了他对事业的专注与追求。

 

 

  ■杨培增的4种思维

 

  杨培增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仔细观察,不断感悟,逐渐形成了治疗葡萄膜炎的4种思维:系统思维、辨证思维、整体思维和唯美思维。

 

  系统思维 治疗疾病时,把疾病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像建高楼一样,须先从挖地基开始,治疗葡萄膜炎也必须得一步一步来。一个葡萄膜炎并发白内障患者,继发了青光眼和角膜变性,做角膜移植手术先后达8次,皆因移植排斥反应而失败。杨培增检查后认为,该病人只有先消除眼内炎症,才能进行角膜移植手术。“这就好像在火山旁建造一座房子,如果火山一直喷着岩浆,这房子能建成吗?你要想建成房子,前提必须是火山不再喷岩浆。”

 

  辨证思维 杨培增说治疗疾病要辨疾病、辨患者、辨治疗方法。治病时首先要抓住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其次要辨别患者,根据患者年龄、体质、性别、经济状况、基础疾病、心理素质及对治疗的期望值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还要辨别治疗方法,也就是要辨别药物、手术等,看哪些药物对病人适合。“治疗疾病如同带兵打仗,面对敌人,怎样辨证地制定一套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案非常重要。辨证思维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个体化的治疗。”

 

  整体思维 治疗疾病时,应把疾病放在整体上去考虑、去处理,而不是仅着眼于局部病变,这样才能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疾病的目的。

 

  唯美思维 人体内部其实是和谐的统一体,所谓疾病,是因为内部的和谐失去了平衡,出现了紊乱,治病目的就是要纠正紊乱,恢复平衡及和谐。治疗疾病的唯美思维就是要从和谐的角度去审视治疗所用的各种药物和方法,全面评价治疗所带来的利弊、费用和效益,以期将治疗达到美学上的极致。唯美思维强调使用最少的药物、最小的剂量、最简便的途径、给患者带来最小的痛苦、最优化的方案、最适宜的治疗时间,以期最终实现在不知不觉中治愈疾病恢复和谐的目的。

 

 

  ■杨培增小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和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眼免疫学组组长,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成员,国际眼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执行理事,国际Behcet病学会理事。担任《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等8份杂志编委,《眼科学报》副主编。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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